x的创业故事

黄宏生-创维

关键词： 黄宏生                                          

这一日期被创维员工读作“幺幺叁零”。时隔两年，震惊与奋争仍历历在目。

2004年11月30日下午，创维长沙办事处突然停了电。

临时销售人员正在排队领工资，因为电脑无法使用，不得不耐心等待。经销商定的货也无法发出。紧接着，黄宏生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的消息传来。“这个时候停电，太凑巧了，大家有些慌乱。”一位当时在长沙办事处的员工对《中国企业家》说。

其时，张学斌和营销总部总经理刘棠枝已经度过了恐慌期。那天上午，张学斌与刘棠枝前往香港参加创维中期业绩发布会（香港上市公司每年4月至来年4月为一财年）。黄宏生与创维数码控股的执行董事们已先期赴港，刘张二人要参加的是原定下午举行的面向投资者和媒体的发布会。两个人刚过黄冈海关，就接到香港同事的电话：包括黄老板和三名执行董事、财务总监在内的10个人被廉政公署拘捕，创维股票停牌，发布会取消了。

这消息让张学斌“非常震惊”。创维的中期业绩不错，他们本来是心情愉快地踏上旅途的。“（听到这个消息）说不慌也是假的。”刘棠枝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决定在香港打听仔细再回深圳总部。时近中午，刘张约了香港同事一起吃饭。同事带来的情报是，黄宏生个人涉嫌贪污，同时创维当年可能通过做假账骗取上市资格。

对于假账问题，张学斌心里没底，无法判断，创维2000年在香港上市时他还在海南椰树集团当总经理。“如果此事当真，对公司的影响要比老板贪污还要大。”他惟一的信心来自于公司的运转正常，他要做的就是让它持续下去。

同事向他转达了黄宏生的口信：让张学斌主持公司工作。

在深圳的沈健也正在和董事会秘书吃午饭。“接到电话头都懵了，”沈健说，“谁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沈现任创维品牌部总监，当时是品牌部的副总监。沈回忆，当天下午5点多，香港的电视台播报了这一消息。沈健把手机关掉，因为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回答记者们的询问。

晚上7点，张学斌坐在了深圳创维大厦13层的会议室里（此前他已经去深圳市政府做了情况汇报）。有人把一份传真递给他。这是黄宏生写下的简短的授权书：全权委托张学斌管理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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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斌对在座的创维各个产业公司的总裁说，针对我们的怀疑风暴即将来临，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生产销售的稳定，企业只要在发展，怀疑就会消失。会议室里的人都清楚，他们只有一个晚上来考虑清楚创维面临的具体危险，而且不能遗漏。

首先是资金。当时创维的负债率在50%左右，主要是欠供应商的货款。在争取他们支持的基础上，必须保证正常付款。经销商往往是欠生产厂家的钱，是现金流的保证。

“如果他们对你有疑虑，在我们还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很容易被利用。”张学斌举例说，可能会有诸如“这个企业不行了，老板都被抓了，不能再做它，没准儿明天就没有货了，产品坏了也没人修”的谣言从对手那里出来，所以必须把公司的情况实事求是告诉全国三万家经销商。事实上，日后这样的谣言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我们现金很充足，但是上下游如果有一家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滚雪球的效应，非常可怕。一旦发生供应链产销链断裂，再多的钱也撑不住。”沈健说。创维有一笔总额6000万美元的外国银团贷款（利率较国内银行为低），第一期1500万美元已经到账并使用。按照合同，如果公司股票停牌，必须立即归还。尽管创维有能力支付，张学斌还是称之为“非常不幸”。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直为创维的国际业务开办信用证的汇丰银行即将要求创维百分之百支付保证金，而此前“一分钱都不要”。银行控制风险无可厚非，但肯定在感情上伤害了创维。“我们很气愤。”刘棠枝说。保证金达两亿港币，创维用三天时间悉数付清。危机过后，创维的信用证业务转到了国内银行。

在这次会议上，媒体的作用被高度重视，第二天召开媒体见面会被确定下来。“当时我们所了解的信息非常少，”张学斌说，“但只要是我们知道的都要告诉媒体，否则它们就会做别的事：猜测，传播小道消息，再和那些垮掉的企业一比较，就完了。”有过媒体工作经验的沈健说：“这种时候最怕领导层集体消失，对事件讳莫如深。必须说，马上说，真诚地说。一旦说了假话，将来要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同时，广告的投入力度要比平常大。“一般企业这个时候心就散了，经销商看到我们战斗力比以前还要强，他就有信心了。”当晚11点，沈健起草的关于事件的声明出现在创维网站上。他建议，应该求得外援，请家电连锁企业和供货商发表支持声明。

会议持续到12月1日凌晨3点。因为营销总部在东莞，所以刘棠枝提前12点由深圳赶回东莞布置工作。营销总部灯火通明，刘的属下早已接到刘的电话，等待刘的到来。刘棠枝传达了总部的命令：要保持员工的稳定，员工费用必须及时发放，一点儿不能拖欠；全国三十多个分部，一百六七十个办事处，要保证与三万家客户全部沟通。

东莞的会议开到凌晨6点。7点半，刘棠枝开始逐个给各个分部的经理打电话，询问当地的反应。

张学斌也是一夜未睡。已于2003年10月离开创维的原营销总经理杨东文11月30日正在深圳出差，他当晚就住到了张学斌家里。这两个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先后毕业的师兄弟、曾经的同事没有想到，此次会面的话题竟如此沉重。“一定要控制好现金流量。”杨对自己的师兄说。而这一点，同样是会计系毕业的张学斌怎么会不知道呢？

12月1日一早，张学斌前往位于深圳公明区的工厂，召开了骨干会议。工厂里的气氛还算正常，只是在工厂周围，张学斌看到许多神色凝重的人，紧盯着厂门口来往的拉货的车辆。“那些人是创维的一些小供应商，在看我们的工厂是不是还正常运转。”上午9点，应创维的请求，国美、苏宁、永乐、大中四大家电连锁公司发来了声援函，接着是八大彩管供应商的支持声明。“当时是正是销售旺季，有的彩管供应商主动提出，如果我们资金有问题，可以把账期延长。我没有想象到。”张学斌说。

没过多久，围聚在创维工厂附近的小供货商们散去。“大老板都不怕，你们小老板怕什么？”沈健说。有的供货商坚持要求提前结账，创维的态度是：结账可以，只是以后永远不会再采购你的东西。

从工厂出来，张学斌又出现在东莞营销总部，听取刘棠枝的汇报。创维的销售队伍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现任广东分部市场经理的魏巍当时还在临沂办事处工作。“我们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只不过大家的动力反而更足了。”“很简单，”创维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潘志峰说，“谁给你（员工）发钱？”

不断地奔波让张学斌疲惫不堪。一周后，创维的视频会议系统建立。

下午5点，媒体见面会开始。张学斌和创维集团的高层手挽手站在一起让记者们拍照，没有人看出来主要发言者张学斌的疲惫。

见面会结束后，张学斌又与事先约请的几位香港专家坐在了一起。“香港的法律我不懂，争取股票复牌应该怎么做不知道。”专家的建议是：成立一个由香港人组成的独立委员会，监督创维董事会的工作；由独立委员会聘请会计事务所对创维的假账问题进行审查；补选新董事进入董事会。12月8日，由三位香港法律、财务、证券界的知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成立，并聘请均富会计事务所进行第三方审计。事实证明，来自专家的意见对创维恢复公信力以及之后的复牌起了关键作用。

12月2日上午，张学斌两天来几乎不停在响的手机上出现了黄宏生的号码。经过48小时，黄走出廉政公署，但仍被限制离境。尽管张学斌说自己自始至终没有感到那次事件中的黄宏生流露出过紧张和焦躁，但视企业如同生命的黄的心情应该可以想象。张学斌向董事长（与员工们不同，张在创维一直称黄为董事长）简单汇报了当前的情况。黄宏生说，自己显然已经不能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执行主席，需要找一个对投资者而言有说服力的人物来撑持门面。黄提出几个人选，其中有王殿甫的名字。

电话持续了半个小时。黄宏生提出的人选中，只有王殿甫，张学斌没有见过面。他接着查看了王的简历。王殿甫已经69岁（2004年），曾担任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总经济师、电子系统工程局局长，并有在深圳电子行业上市公司中的工作经历，现任中国电子商会副会长，深圳市电子商会会长。张学斌直觉这个人符合当下创维的需要：有深厚的政府背景，又有电子企业工作经验。

王殿甫随即接到了黄宏生的电话。在王考虑的一段日子里，深圳市政府也劝说他接受创维的邀请。12月8日，王殿甫正式上任，赴港与黄宏生通过视频主持创维的全国经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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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视察创维时，曾拍着王殿甫肩膀说，小王，还不退休啊？王的政府关系可见一斑。后来也是因为他的出面，深圳市政府要求当地媒体不报道创维的负面新闻。

回到12月8日。当屏幕上的黄宏生和王殿甫出现在创维300多位经理人面前时，礼堂里响起了持续而热烈的掌声。黄宏生说的话不多，他的出现使一种悲壮的气氛在人群里蔓延。创维的员工都认为自己的老板是受到了构陷。黄宏生在2006年10月12日写给创维董事会的第二封信中也说：“创维的创办人黄宏生……不幸遭暗箭强射落马，被迫到十八层的地狱长征。那深处的空间有限，但他的心中却扬起自由的风帆。”大会结束时，全体唱《创维之歌》，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潘志峰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就想，不把市场拿下来就不回来见黄老板了。”

创维的一位员工提到一个细节。创维出事时，与创维毗邻的TCL的员工到创维大厦就餐（当时TCL尚未有自己的食堂），对创维与平时无异的秩序颇为感慨。

 
 
2005年3月，黄宏生获得香港高等法院许可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返港时在深圳会见了创维的高层。创维品牌部副总监张锡鹏当时在场，他回忆，黄宏生向高管们鞠了一躬，说谢谢大家。

【作者: xieyimin】【访问统计:】【2007年01月30日 星期二 11:56】【注册】【打印】